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刘汉元常委谈到，城镇化水平直接体现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全国设市的城市已达到655个，建制镇已达1.92万个，我国城市化率2010年突破50%的分水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城镇化步入了新的发展台阶。尤其是作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实践，我国在全国多个省市、多个区域先后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试点，在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有大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为代表的一线、二线城市，使得这些城市的人口远超过其可容纳的限度，加上医疗、教育、交通和住房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了就医难、上学难、交通难、住房难等系列问题，不仅大幅拉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指数，还累积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和矛盾冲突，很多城市人口饱和、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已非常突出，其接纳新增人口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已很有限，无法在短期内吸收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居住和生活。
他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且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剩余人口的安置、转化、吸收十分困难。尽管过去几年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均围绕“三农”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种粮直补、取消农业税、加大“三农”、“五农”财政投入等，对农村减负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相对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2010年，我国农村地区固定资产投资3.67万亿元，仅为城镇24.14万亿元的15.2%，比2009年反而下降了0.6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我国城乡统筹经过多年的试点，尚未真正探索出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发展模式，能在全国各地推广、复制的试点成果还较为有限，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开倒车、走历史老路的倾向。比如多年来已经逐渐淡化并逐步退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本轮房价调控中却成为限制购房的关键措施，非本市户籍的农村人口被挤出在城市购房安居的大门，他们无法参与、无法分享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成果，城乡差距和剪刀差被以此方式人为地扩大和强化。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滞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人们参与工业化、城镇化的比重较低，建设速度不够快，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试点遇到了新的发展瓶颈，必须站在更高的起点，以更新的思维、更大的力度去破解，以促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工作又好又快地推进。
刘汉元说，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作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重要引导指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大多数城市建设几乎都沿用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城市与城市之间缺乏差异化，各自的地域特色和区域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有必要把农村城镇作为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来建设和发展，与所在区域的大中城市实现功能配套，在交通、工业、信息、科技、环保、物流、新能源等各个方面高度协调，充分互动，实现产业互补、功能各异、定位有别、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尽量避免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最终实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集镇和谐协调发展。同时，通过合理引导，适当时候敞开大门，欢迎大家进城，引导农村剩余人口向中心城市、卫星城市、集镇的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农业人口，促进耕地集约化，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真正实现现代农业的集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将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互补互融，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消除二元结构的不平衡，也才能使中国的农业在世界范围内有更强的竞争能力，为未来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一种规模上和质量上的保证。
同时，他分析指出，虽然目前各级政府为进城的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和投入，但总体来说力度还不够，需要逐步改变目前简单、粗放、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控制、压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真正将农民的身份转变为市民，并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各项福利待遇。同时针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人口，在引导农村人口就近、就地转移，为农村城镇化匹配相应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源的同时，要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所在城镇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交通、电力、饮水等与当地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民权等关键领域，并在合理的集镇规划、改造和建设中，为农村直接配套建设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变农村的社会管理方式、生态生活环境，建设产业带，实施多个方面的服务项目改善，最终让农民不搬家就能享受到城市的现代化生活。
最后，他还认为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仅依靠政府有限的财政投入不现实，目前大多数农村城镇的总体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产业发展普遍规模小、链条短、水平低，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难以促进基础设施的有效投入和人、财、物等各种要素的充分聚集，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因此，刘汉元常委提出必须立足本地优势条件，注重发展城乡关联产业，培育农村特色产业，打造一条或多条链接城与乡、工与农之间的产业链，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谁也离不开谁，从而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市场与当地城镇化建设相联系；把城镇市场与中心城市的大市场相联系；把个体经营的小产业与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产业相联系；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与国内外大流通相联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自主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同时，所在地政府要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龙头企业、经营者形成产业集中区，在壮大城镇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反哺效应。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总数达20多万个，其中龙头企业8万多家，提供的农产品加工产品，占市场供应总量的1/3以上，涉及领域包括种植、畜牧、加工、水产、旅游、运输、建筑等众多产业，其中一个龙头企业就足以带动地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从而建立起农村城镇建设中的产业集群优势，提高区域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真正从区域经济发展上，支撑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我国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
引导消费观念转变消费模式 促进我国经济升级转型
刘汉元常委谈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45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8.4%，增长速度稳步加快。同时，国民消费素质逐步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消费者的需求层次也显著提高，消费观念全面更新，消费理性化、多元化趋势增强，国民消费正由温饱型、传统型向小康型、现代型积极转变。但受过去若干年发展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国民在消费观念，尤其消费模式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引导、改进和转变。
他说，二三十年前，由于长时间处于物质相对短缺的时代，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制约，不可预期的生存状态使国民形成了以节俭、积累为核心的消费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逐渐抛弃了原有的传统消费观念，代之以注重消费效益、强调消费带来的精神满足等新的消费观。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住房、通信及电子产品、节假日消费及旅游、文化、教育、汽车等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热点，信贷消费、个性消费等逐渐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消费观念。但相对西方成熟的消费观，我国消费者还缺乏权益保护意识和消费法律观念，面对毒大米、地沟油、黑心棉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很少有人会想到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人口平均消费投诉次数仅为美国同期的1/8。此外，很多消费者往往出于攀比心理而非实际需要，非理性地盲目消费和乱消费，据公开数据，目前全国餐馆每年要倒掉近2亿人一年的口粮，餐饮浪费金额超过1000亿元；一些消费者为了面子去消费远高出自己承受能力的商品，以汽车为例，在欧洲60%以上是小型车，家庭轿车排量多在0.8-1.3升之间，而我国多为1.6升以上。
同时，他也指出，过去10年，我国GDP保持近10%的年均增幅，税收年均增长更是超过20%，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仅7%左右。以2010年为例，我国GDP增长10.3%，税收增长达23%，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后仅为7.8%，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万元；尤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6000元。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已降至38.83%，比1978年的48.79%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远低于全球61.5%的平均水平，比美国低一半，比中等收入国家57.5%的平均水平也低近20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占全球的20%，而国民消费总量仅占世界的4%左右。在这一过程中，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差距也在逐年拉大，2010年国民消费总额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已达86.5%，而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仅13.5%。与此同时，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方面的投入极为有限，2010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仅为29.33%，与国外人均GDP 3000-5000美元之间的同等收入国家相比，要低近20个百分点。失业、养老、医疗尤其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国民感到未来的不确定，大多数人的消费观念开始重归保守。
为此，刘汉元常委首先建议加强观念引导教育，提升国民整体消费素质。他说，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消费引导和教育较为滞后，国内消费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观念、消费技能、消费方式和消费自制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消费素质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引导建立和完善学校消费教育体制，尤其是将国民消费引导和消费教育放在与法制、安全、国防教育的同等位置，按照不同要求，纳入大、中、小学学生教育大纲和成人教育大纲，并进一步融入普通国民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编写适应不同年龄阶段学生使用的国民消费教育教材，编写引导消费者正确消费、理性消费、合理消费，以及消费维权的国民消费教育指南；以各地消委会分会、消费者投诉站、12315联络站、行政调解站等为组织基础，利用其现有资源，通过必要的财政投入，加快由政府工商部门、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的国民消费观念引导、教育等专业基地的建设，并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设项目，由这些基地承担有关消费问题的专业、科学研究，同时加强消费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引导企业、家庭和社区开展消费观念的引导和教育普及工作，最终为促进国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模式的升级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刘汉元常委认为必须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除国民消费后顾之忧。他谈到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让老百姓不得不在有限的收入下，加大储蓄力度，依靠自身收入来应对失业、养老、医疗、意外等各种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减少消费、减缓消费，甚至不消费。几十年来，我国国民已形成了根深蒂固、十分保守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意愿逐年降低，国民收入、支出和储蓄之间一直难以寻求到一种动态平衡。所以，“十二五”期间，国家有必要采取减税、退税等措施，推动制定国民收入常态增长计划，提高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企业和社会也要逐渐提高人力资源的消费成本。过去我们人力资源丰富，人多找不到事情做，现在是社会需求和人力资源供给实现基本平衡，人力消费成本自然会逐渐提升。当然，一部分低端劳动者待遇也会补偿性地追上来，逐渐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时，还要强化对各种社会长效保障体系的投入、建设和完善，从而减轻乃至解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为扩大消费提供基础和前提，让国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正确消费，从而促进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转型，让国民切实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最后刘汉元常委还建议加快政策措施制定，让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升级转型。他指出，几十年来，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最大一架马车一直是投资，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消费。事实上，作为我国这样一个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讲，更为科学的顺序应该是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应充分发挥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正向拉动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由“外”向“内”的升级转型。在美欧的消费普遍低迷之际，长期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极为贫乏的大国来讲，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大量输出低端、廉价商品赚取微薄利润的发展方式，将难以长期维持，我国内需市场必须尽快发挥积极的平衡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力量。尤其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时间，内需的提升和拉动，将是一个维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后劲的必然要求，因此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定到一次收入、二次收入分配，以及舆论引导上，要能够服务于、服从于这种管理导向的要求，真正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完成居民消费模式转变和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过程，这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来源：中国日报北京记者站(记者陆中秋)编辑：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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