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下午，“深情回眸中的大地之歌——阿舍《阿娜河畔》新书分享会”在北京SKP RENDEZ-VOUS成功举办。著名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马宗武，以及《阿娜河畔》作者阿舍从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出发，深入探讨了如何用文学重建精神故乡、解读故乡与人的关系、展现人情人性的丰富性等话题。活动由马宗武主持。

阿舍，中国作协会员，宁夏作协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核桃里的歌声》《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我不知道我是谁》《流水与月亮》《白蝴蝶，黑蝴蝶》《撞痕》，随笔集《托尔斯泰的胡子》等。作品荣获十月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文学艺术奖文学类散文一等奖及第十届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中短篇小说一等奖等。

《阿娜河畔》是阿舍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在茂盛农场的建设中，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历程。第一代人明双全、李秀琴等无私地为边疆建设事业和子女付出自己的一生，第二代人明中启和明千安两兄弟则在时代面前做出了坚守和开拓两种不同选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中，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为边疆建设注入新的血液，为开辟新生活而接续起坚韧顽强的理想信念。小说多角度、多方位地描写了边疆建设的壮阔事业和巨大变迁，以及边疆人民生活的跌宕起伏和亲情、爱情、友情的真挚可贵，展现了几代人在边疆的建设事业中为家国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为生活而努力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故乡是生长的文学

“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中是“母亲”的意思。从书名的拟定便可看出阿舍对故乡的河流、土地以及土地养育的人们所怀有的浓厚的情感。活动开始，阿舍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诞生的背景：“这部小说是我根据自己在农场出生、成长的十八年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情感，发自于心底积累多年的生命感慨。”在写作过程中，阿舍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故乡，对故乡的历史与生活获得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它无论对我的生命，还是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巨大的滋养”。

“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谈及对《阿娜河畔》的印象，乔叶表示自己与阿舍在个人生命的流转上有着相似的路径，因而书写故乡时都带有一种从异乡回首故乡的“寻根”之意。关于阿舍的故乡新疆，乔叶感慨自己对新疆的河流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曾写过一篇名为《伊犁河边的锡伯人》的散文，并在活动现场即兴朗诵了歌曲《伊犁河》的歌词，“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脑子里也回响着这个旋律，想象着阿舍是用这样的感情来写这部小说。阿娜河当然是地理意义上的河，同时也是精神的河流，它是人生的河，岁月的河，生命的河，也是一条历史的河流”。关于小说的美学风格，乔叶赋予其一长串形容词：庄严、纯正、热忱、中肯、细腻、精确、清新，刚健，“我从中还辨识出《平凡的世界》的写法，也辨识出《人世间》的写法，其中的叙述有时候稍显笨拙，但也非常动人，有古典主义的气质，当然里面也有别的手法的交杂，但总体是古典主义的审美感受”。

刘大先非常认同乔叶所用的“古典”一词，《阿娜河畔》使他想起了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肖洛霍夫的特点基本是宁静、素朴的写实风格，刚健、清晰的美学风格，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刚才乔叶讲《阿娜河畔》像《平凡的世界》，确实，阿舍的作品非常素朴地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这里没有英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同样写出了人内在的复杂性”。提到阿舍的故乡新疆，刘大先认为那里是“寂寥而又充满内在激情的”，他分享了自己留宿兵团招待所时的一段经历：“招待所后面是一片玉米地，那个地方空阔无人。我站在窗边看玉米地，感觉到特别寂寥、空旷，那时候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孤独感，人在天地之间，说孤独也孤独，但又升起一种蓬勃之感——我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站在天地之间，无尽的旷野会让你这个人精神上比较强大。”

“故乡”是文学创作经久不衰的母题。同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度过少年时代的马宗武，因为与阿舍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读《阿娜河畔》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父辈们，还有更多的建设者们，就是在那片土地上，一点点有了住的地方，一点点有了生活的气息，他们把戈壁滩建成绿洲，建成麦浪如火的一片土地。那片土地成为丰收的土地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这个小说表现的就是几代建设者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感慨，那些经历会在心底沉淀下来，永远不能忘记。

每个人物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

《阿娜河畔》在时间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展现了几代人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小说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命运轨迹多样的人物，而小说创作是否做到“以人为本”，决定了这部作品是否足够“扎实、丰满、鲜活”。

乔叶认为阿舍的写作特别可贵的一点在于她在写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同时，没有被历史和社会生活裹挟，她能把重心最终都落实到人的身上，“这里面农场很小，可能在行政意义上特别小，但是为什么写的容量这么大？因为人和人的情感很大。

阿舍很坚实地做到这一点：一切以人的情感为本来写，所以它能够打动我，我相信也能打动无数的读者”。关于人物性格的设计，乔叶称赞阿舍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且层次丰富，同时又是令人信任的。而人物的情感逻辑也十分结实，“阿舍有能力把复杂的情感关系写得纯净又丰富，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理解每个人。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作家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有慈悲心的，同情每个人的处境。阿舍笔下的情感像美酒一样，这些情感美到什么程度？宽容、善良、纯净，就像大地一样宽厚，像河流一样包容”。

阿舍介绍自己在进行《阿娜河畔》前期准备工作时，除了要阅读、了解兵团整体的历史，还要以聊天的方式对家乡的亲友做一些采访，记下一段段故事，从感性层面获得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对此，马宗武联想到乔叶创作《宝水》时所做的“跑村和泡村”的准备。乔叶表示：“深入民众的生活，倾听并记录人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宝水》的创作如此，《阿娜河畔》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作家写作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很喜欢阿舍的采访姿态，到熟人家里聊天，她积累素材的姿态是非常朴素的，潜伏到生活流中，以特别自然的状态去倾听这些人的故事，经过选择后再进入文本，非常深入地消化它，把它呈现出来。”

在刘大先看来，阿舍聚焦的边地生活的首要特点是写了“人的创造和这个创造本身的变革”。“兵团里的这些人，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一代是开拓者，是建设者，但同时他们也是流亡的，作为异乡人来到陌生的土地上，赤手空拳，在这个地方白手起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娜河畔》与《鲁滨逊漂流记》表达了相似的主题：“一个人怎么样在一个混乱的没有秩序的自然世界中建立起秩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自然走向文化。其实兵团的这些建设者就是这样，在没有秩序的天地之间建设生产秩序，这就是创业史”。而边地故事的第二层主题则是“集体与个体、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冲突”：“最初来的人跟后来的知青不太一样，第一拨人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来到这个地方，献身于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他们是主动来的。后来的知青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动来的。但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他们的共性在于他们都为共有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热情、生命、精力，实际上仍有一个集体的意识在里面”。阿舍的《阿娜河畔》写出了集体和个体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发生的博弈，这个博弈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感。

人物之间的爱情纠葛是小说所表现的重要的内容之一。马宗武特别关注到阿舍在塑造成信秀与石昭美这对母女时，让她们的爱情观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说起成信秀与石昭美这对母女的爱情观，阿舍表示，成信秀是一位以事业为主的女性，在感情方面没有发自生命内部的追求需要，再加上她长得漂亮又有文化，爱情总是自动找到她，因而在爱情上成信秀一直是一位被动的爱情接受者。相较之下，女儿石昭美从小缺爱，这造成了她对爱的需要强烈而执着，有着强烈的自主性。“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追求，就会形成非常强烈的自主性，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生长，去克服在生命诉求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阻力，石昭美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与明中启的爱情遇到困难之后，她又一步一步从深渊里走出来，发现爱情不应是击毁她生命的事，最终接受了不完美的婚姻。她从爱情的俘虏慢慢成长为一个独立女性”。阿舍让石昭美通过她的爱情追求，实现自我再生和自我建设。而这对母女在爱情方面恰好成为了彼此的补充和对照。

乔叶评价阿舍的爱情书写是“广大又精微”的，“它有大的线条，同时也有很细的脉络，还有细中之细的人的情感成长”，一部好的小说应该给人以生命的教育，情感的教育。刘大先补充道，小说中两代人的爱情故事能够反映出人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成信秀与石永青、许寅然之间的爱情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冲突。悲剧所处的每一方都是合理的，每个人都是对的，问题是他们碰到一起发生了悲剧。这中间发生的故事荡气回肠，生活就是这样的让我们难以预料。”而他们的下一代——石昭美与明中启的爱情，则涉及功利的考量、情感与理智的较量，“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它让我们看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的复杂层面”。

成长，就是意识到不断变化

“阿舍的写作蕴含了她叠加的各种身份带给她的生命体验，呈现为一种特别具有生命感的、深刻且丰饶的，也有很温暖的混合性的表达。”乔叶认为阿舍丰富的身份维度是其开展写作的一大优势与特点。谈及自己的多民族文化身份，阿舍表示自己也曾经历过自我身份认知的困惑，而身份的多元性是故乡赋予自己的，因而处理身份认知问题也就是处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问题。在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中，阿舍穿越了多重文化身份在她内心引起的撕裂感，“我不想再选择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我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我也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我在这么多身份之上还是一位女性，一位母亲，一位作家，一个中国人，这些新的文化身份在更高的层面上又缓解我内心的焦虑”。处理完这个问题之后，阿舍感到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打开了，“这篇作品出来以后，很多人说你的这个处境是我们大家的处境，你写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我突然意识到，我和故乡的关系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关系，而是一大群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意识到这个以后，我想我要写一部真正体现我和故乡这种复杂又丰富的关系的故事，它既要体现农场的建设发展史，也要体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

身为年龄相仿且同样致力于书写故乡的女作家，乔叶对作家的心路历程有着相似的感悟：“人到中年的这个状态，有时候觉得特别美妙，不像年轻时候那么青涩，现在有了一定的经验，也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力，尤其在写作上，能够相对成熟地去观照我们过去的生活，看我们的来时路，这时候故乡在我们文字底下是一遍一遍在生长的，且不断往纵深处生长。”故乡不是在地理意义上扩大了，而是在文学、精神、情感的意义上都更具备深度，这是一种生长，阿舍笔下的故乡就获得了这样的生长，“就是有了这样的认识能力之后，对人性的理解也较以往来说有了进步，这一定是同步体现在创作中的。《阿娜河畔》既讲述了很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了风云激荡的历史，又最终落实到人的奋斗与情感，这是作家修行到一定程度后获得的成长”。

成长，就是意识到不断变化。当小说中的人物石昭美意识到爱情并非纯洁无暇，而是如阿娜河一般泥沙俱下，她在经历了精神上的否定之否定后获得了成长；当作家阿舍意识到自己应站在群体的立场重新观照人与故乡的关系时，她在冲破了多重文化身份带来的焦虑后获得了成长。而刘大先则从更高的视角指出《阿娜河畔》对故乡的重建实际突破了现代文学中由鲁迅建构起的“归去来”模式——“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回来了，发现他的故乡已经面目全非，这是对他内心极大的冲击，他只能在文学中给它意象，那个意象是宁静月光下一个少年在碧绿的田野当中拿着插具准备去插猹，这是明亮的意象，这个意象跟他的成长与青春秘密相关，那个才是他心想的故乡，现实中的故乡已经变了。这是现代文学形成的非常顽固的书写结构”。少年时那个宁静的故乡是真实的，中年以后那个衰败的故乡也是真实的，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面对故乡，我们才能赋予它文学的意象或者形象，我们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这既是作家的故乡书写应获得的成长，又是“返乡”文学应带给读者的成长。

“我们自己在人生中不断成长，但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阿娜河是所有人生命中的一条河，人们的命运实际上相差无几。”当小说中人物的故事能够照亮读者生命中晦暗的部分，文学的意义就实现了。活动最后，马宗武朗读了《阿娜河畔》开头与结尾两段有关边疆景观的描写，并表达了对阿舍、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感谢——“能让自己从小看到的景象在更多读者面前展开，能让《阿娜河畔》这样优秀的长篇小说被更多人看见”。

（中国日报北京记者站 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