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京郊，岔路口，几名交警聚在道路中间部位。
其中一位身量不高、戴着眼镜的交警，在清扫过积雪的一片区域里发现了一处痕迹。
“在这里！它还在！”
他扫了一眼这10厘米长的刹车痕，斩钉截铁的说：“这辆车不是转弯，是直行！对方车辆全责！”
这位戴眼镜的交警就是张雷，清华博士后，汽车工程专业高材生，行业领域专家，从事交通事故现场勘查15年无一错漏！
同事们都说，张雷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他懂痕迹、懂法医、懂法律，他自己就是一个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系统开发+行业标准制定的“工作室”。
而张雷却觉得，是自己这个岗位，给了他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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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雷一贯以来带给别人的理性严谨印象不同，张雷从来都是对热爱充满执着的人。
从吉林工业大学博士，到清华大学博士后，他一路在汽车工程专业领域深耕。
“我那时跟着导师做汽车可靠性研究，当时国内没有研究这个课题的。”
据张雷介绍，他所研究的方向，不仅仅是给汽车配个安全气囊、搭建个安全系统这么简单，而是要综合性的考虑汽车安全性设备的配备、汽车整体设计以及生产成本等等因素。
也正是因为领域内“独一份”，张雷从2005年起，就和导师一道作为专家，参与到了多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责任认定工作中，也和公安交管工作结了缘。
2008年，张雷又一次面对多重选择，院校、科研单位、国企、外企......可张雷决定，去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交通事故处。
“我同学、我家人那时候都不理解，觉得‘庙小’，可是我跟北京的交管部门接触比较多，知道他们刚刚成立了一家全国首个省级公安交通鉴定司法中心，我更想要做一些实事儿，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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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警服，进入事故处工作，张雷没有一丝职业转换的不适，并很快凭借自己全面、高超的专业能力，在多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责任认定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让张雷印象深刻的，是一起三死一伤的交通事故，死者是一名成人和两名儿童，伤者是一名8、9岁的儿童，事故车辆是一辆带斗的电动三轮车。
起初，大家根据三轮车上的留下的血迹，怀疑驾驶人是死者中的成人。
但是张雷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交通事故中，人体被高速运动的车辆撞击后会发生剧烈的旋转和运动变化，其血迹形态生成的过程要与运动过程相结合来判断。”
在领导的支持下，张雷对现场、对车辆、对死者又进行了深入的勘查，综合现场痕迹、车辆上的微量物证以及死者的伤情，张雷判断，驾驶三轮车的人不是死者，而是伤者。
在随后的事故责任认定会上，张雷根据物证一一印证了死者和伤者在事故发生前的驾驶和乘坐位置，又通过模拟试验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具体过程。
最终的事实也证明，张雷的判断是准确的。
“想要学好汽车工程，就要学好力学；想要学好力学，就要学好数学；要想学好数学，就要学点哲学。”十年的理工科学习和研究，早已形成了用哲学思维模式去系统性、全局性、动态性的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做好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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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作的深入，张雷发现了“大有可为”的更多可能。
“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一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按照法律程序，事故民警就要对现场进行封路勘查，一般事故一套流程走下来，也要至少1个小时。”
“我们之前和清华大学合作做过交通拥堵经济损失评估，往往直接经济损失不大，但拥堵造成的误工、运输、燃油、环境影响等等经济损失计算下来，非常巨大。”
如何才能既保证调查取证的有效进行，又能最大限度压缩事故造成的拥堵时间，张雷对取证工作进行了拆解和分析，找到了可以压减时间的关键环节。
“我们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主要分为三个环节，其中两个比较费时的环节是拍照和画图。”
交通事故现场相对来说比较散乱，痕迹非常多，据张雷介绍，一般三、四辆车连环追尾的事故，就有20到30处痕迹要拍照并标记在图上，在拍摄过程中，为了能够标定痕迹的大小和位置，一般要取横向和纵向两个数值。
为了能够记录好每一处痕迹，就要摆弄半天皮尺，还要不同角度进行拍照，在这个环节花费的时间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画图，是否规范，是否标注准确，是否能够体现车辆的行驶过程，都直接决定事故事实的确定，甚至决定案件的定性和责任认定结果。”
张雷从测绘照相技术中获得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了可以折叠、便于随身携带的标尺，和能够自动化生成痕迹数据和现场图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系统”。
“民警只用把标尺往痕迹附近一摆，使用测绘相机拍一张照片，回到单位，将图片输入系统、用鼠标一点，每处痕迹的大小、位置就出来了，再一点，现场图就直接生成了，等于说把以往在现场要做的工作，放在了后台进行智能化的处理，就能大大节约时间。”
一次，4辆车相撞，事故现场面积大，至少有几十个重要的痕迹。
张雷带领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这套技术，仅用12分钟就完成了整个现场的勘查工作，极大缩减了现场勘查时间，缓解了路面拥堵。这项科研成果被全市交通事故部门广泛运用，并推广到全国，先后获得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我记得我们在打算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时候，团队里还有同事含糊：咱报国家奖，行吗？我说为啥不行？有理论创新、实战效果好、压缩了多少时间，减少了多少经济损失，服务了多少驾驶人，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在那摆着，一定能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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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总说“要重视基础性工作”“要综合性的看待问题”“要真正服务于实战”，也正是基于此，在日常工作中，各种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他都能应用到实战中。
在一起酒驾案中，监控录像显示，撞车瞬间车辆的车速很快，但根据现场的痕迹，利用传统的计算方法根本无法对车速进行测算。
张雷决定对监控视频图像进行分析，测算车速。综合视频显示时间、画面参照物、帧数、运动轨迹等一系列因素，他通过数学运算得出车速。
最终，鉴定车辆肇事时的车速在110.6～121.7公里/小时，远超70公里的限速，为案件的定罪量刑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此案，张雷意识到可以将这种方法固化下来，为公安交管系统广泛应用，随即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GAT1133-2014），成为全国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主要方法。
根据统计，北京、上海和天津使用该标准方法进行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比例均超过90%。
在外省一起高速公路特大交通事故中，张雷作为国务院调查组专家，承担了该起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的关键工作。
面对大面积、不规则的各种痕迹，张雷创新运用三维技术，使检验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保持了所有痕迹的完整性，为查清事实、确定原因、认定责任提供了核心证据。
为了将自己的技术推广出去，让交通事故鉴定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张雷带领团队主持制定、重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16项，开展全局交管系统民警专业培训，不断提升民警现场勘查、照相、绘图、检验鉴定、事故综合分析的能力和水平。
那几年的张雷，把一腔热血和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张雷的同事回忆：“经常在单位忙到半夜，最长一个多月都没有回过家，白天出现场、检验鉴定，晚上起草行业标准、申报科研课题，忙的脚不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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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保留的、忘我的忙碌，给张雷带来的，除了行业领域内不可撼动的地位，还有几近致命的“冲击”。
2014年，张雷被查出患上了肺癌，整整5年的时间，他都在积极的治疗，但是身体状况太差，让他不得不在事业上“沉寂”下来。
“只要积极面对，没有攻破不了的难题。”这是张雷的信念。
2019年，张雷重回岗位，再一次全身心投入。
他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交通事故现场，他也依旧是那个在疑难中“抽丝剥茧”还原真相的“定海神针”。
一次，一起三死交通事故在事故认定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属地单位把张雷请了过去。
现场两辆电动三轮车，一辆黑色自行车，三名死者，没有第四个参与人，三人没有任何交集，大家都倾向于三方事故，但自行车在“骑推行”的认定上始终存在争议。
但张雷看了现场图和照片，立刻指出了问题：自行车无损毁，且离中心现场太近。
张雷立即对三辆交通工具和尸体进行了重新勘验。
经过痕迹鉴定、理化检验、尸体勘验、DNA比对、力学分析、模拟试验，最终张雷确定，其中两名死者在一辆电动三轮车上，自行车是被架在电动三轮车上的，三方事故一下子变成了两方。
“后来死者的手机被提取，通讯记录也印证了我的结论。”
如今，在张雷的脑海里，每天都盘桓着很多事情：国内前沿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交通事故人才培养、鉴定中心创新发展建设，以及随着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和智能网联技术的发展给交通事故带来的挑战等等等等。
“进入新时代，我们也迎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我要乘着这股东风，让交通事故鉴定工作提档升级，为行业发展和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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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还在感悟走向内心、感叹人生孤岛的时候，张雷已经在用哲学思维在看待每一件事、每一个过程、以及整个行业和时代了。
他焦点是极其具象的，他不在乎个人得失、不在乎一切基于主观的评价，他只专注于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
他总说：“别怕事儿小，要把事儿做好、做扎实。”他相信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小小变化就像微积分一样，累积起来就能发生深远的质变：
他运用科技手段改变传统工作模式，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精度，让行业看到了科技手段应用的无限种可能；
他一小项一小项的制定行业标准，让整个行业的工作更加规范；
他一点一滴地研究照相、绘图、勘查技术和装备、车速计算、车辆检验、痕迹比对、驾乘关系、特征损伤、模糊图像、摄影测量、汽车电子数据、综合致因分析、拥堵经济损失评估等技术，从一个个交通事故现场中发现规律并加以研究和应用。
这些工作看似是事小，但件件都系着大事。它们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到一个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关系到汽车行业的变革和未来，关系到城市的运行和人们的安全和利益。（北京记者站 杜娟 / 北京市公安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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