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中美高层频频沟通。7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7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会晤中，王毅强调，美方应尽快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单边制裁，并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单。而据路透社7月8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周五称，他尚未决定是否削减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一些关税，并表示他的政府正在“逐一”进行审查。知情人士说，拜登原本定于周五与顾问讨论关税问题，但尚不清楚他将于何时就是否取消部分关税以抵御通胀作出决定。自中美贸易战暴发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在美国，对于调降甚至取消对华关税的问题讨论已久，但白宫、国会、五角大楼和美国商界等各方意见尖锐对立，难以达成一致。
此时，美方通过新闻媒体和高层声音频频释放有关中美关税问题的相关消息，我们认为同美国国内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首先，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仍然难以控制，虽然今年以来美联储已经通过不断加强加息力度来控制通胀问题，此前市场普遍预测，今年5月美国通胀将触顶下降，但美国6月CPI数据显示美国通胀率再创40年来新高，美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其实非常符合我们此前的分析。
第二，美国经济已呈现实质性衰退迹象，富国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提出，美国已经出现“技术性衰退”，也即GDP连续两个季度为负值。这样的表述，很大程度上是在遮掩事实，将美国已经出现的长期的、系统性衰退偷换为短期的、技术性衰退的概念。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中，对“衰退”“滞胀”只字未提，无论是行研报告还是美联储，这些表述和举动无疑都是为了在衰退已来之时，为挽救经济、鼓动民心而必须做出的姿态而已。
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双重压力下，无论是出于提振市场信心的考虑还是切实将调降关税作为拯救经济手段，美方事实上是希望通过降低关税来拯救经济。但是显然，其意图是难以得到实现的。
这是因为，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于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事实上我们此前就分析过，美国之所以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一是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发展，美国采取“躺平”政策的副作用已经显现。“躺平”后美国对新冠疫情缺少有效防控，实体经济运行出现持续性阻滞，特别是服务业市场，由于劳动力反复感染，不能提供持续性劳动力供给，导致航班取消、货运延时等问题反复出现，严重扰乱了美国国内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顺畅运行。二是美国本来企图通过在全球挑起境外地缘争端转移国内经济压力和社会矛盾这一传统策略解决国内问题，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当今世界，这种策略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体系，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最为突出的便是今年上半年暴发且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高涨问题，虽然美国可以通过石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释对美国内的价格冲击，但除石油之外，这样的冲击仍会通过其他途径进入美国国内，对其国内经济造成实质性冲击。
虽然7月9日的外长会晤没有透露4份清单的细节，但从官方新闻稿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关税问题肯定有所涉及。我们认为，在关税问题上，美方是否调降关税，我们不必在意，当务之急仍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道路发展经济巩固民生。在新冠疫情仍未见底、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之时，我们更应或者是最需要关注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维系好国内产业链的坚强韧性，加快实施乡村振兴、做强第一产业，保障好制造业企业的顺利运行、筑牢第二产业，努力提振服务业复苏发展、做稳第三产业，保障产业链通畅、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向前；另一方面，坚持动态清零、精准防控的防疫政策不动摇，做好全民常态化、科学化、体系化防疫，在保证人民健康安全的同时，下大气力促进各行各业快速复苏走出疫情冲击，尽快建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此外，如果未来美方确实调降以致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中国企业依然要保持清醒头脑，审慎乐观处理对美贸易。对生产者而言，要意识到由美国经济衰退带来全球需求不足的危机不会因美方调降关税而消失，对来自美国的贸易订单，不要盲目增加接单、盲目扩张产能，接单时可以考虑以提高订金比例等方式，降低可能的对方退单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同时，发挥好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市场调节与引导作用，引导外贸企业在对美贸易中，面对关税调降，不要发生价格战等同业同行恶性竞争行为，保障好对美贸易企业的合理利润和合法权益。对资本市场投资者而言，不要盲目抄底。目前全球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虽然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出极强的韧性，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概率也比较小，所以要在保障生存的前提下追求合理收益，保持长期思维和理性思维，不盲目进行个别事件的跟风炒作或市场投机。（作者：戴稳胜、赵子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