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6月29日电（记者 王镜榕）第35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6月也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毒品成瘾致命、啃噬钱财、家破人亡、危害社会……毒品对人百害而无一利。那么，近年来我国禁毒工作成效如何？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2021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全国毒情整体向好态势继续得到巩固拓展，境外毒品输入数量和国内制毒产量“双减”，国内毒品供应量和流通量“双降”，毒品走私贩运和制毒物品流失问题得到遏制，毒品滥用规模和涉毒犯罪案件连续多年下降。同时，全球毒品产量居高不下，毒品网上交易更加活跃，毒情形势出现新情况新变化。
日前，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毒品滥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时杰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记者专访。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执行所长 时杰教授
国际社会预防吸毒工作的新挑战
中宏网记者：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您对当前国际社会预防吸毒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怎么看？
时杰：国际社会预防吸毒工作的新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吸毒人数的增加。过去十年中吸毒人数增加了22%（从2010年的2.26亿人上升到2020年的2.75亿人），预计到2030年仅因人口变化全球吸毒人数便将增加11%。其中低收入国家在这一增幅中占据了最大份额，预计到2030年非洲的吸毒人数将增加40%。这些变化将带来新的挑战：首先吸毒人数增多将意味着更多人罹患物质使用障碍，危害健康，且需要针对这些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将增加全球疾病负担；对毒品的需求增多可能导致犯罪集团活动更加频繁，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对各国打击毒品犯罪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其次是注射吸毒者的疾病负担仍然很重。2019年全球注射吸毒者人数超过1100万，其中140万是艾滋病毒感染者，560万是丙型肝炎感染者。过去十年中，与吸毒病症有关的死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远远超过了吸毒者的人数增幅，这表明吸毒的危害性增强了。2019年吸毒造成50万人死亡，其中超过半数死于丙型肝炎导致的肝癌、肝硬化和其他慢性肝病，还有很大比例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然而，可用的循证干预措施较少且可及性较差。2019年，只有八分之一的物质使用障碍患者接受了专业帮助。因此，如何应对不安全注射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健康问题对减轻疾病负担而言至关重要。
第三个挑战是层出不穷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除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外，近年来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国际上滥用趋势严重。由于很多新精神活性物质尚未列管，且互联网给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交易提供了隐蔽和便利等原因，使得其监管具有较大的难度和挑战。目前，全球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品种已从2009年的166种增加到2022年的1127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种类和数量持续增加，管控前景异常严峻，如何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快速蔓延是当今国际社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此外，医疗用药品的滥用问题也是一项当今国际社会禁毒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芬太尼、奥施康定等阿片类药物可用于治疗慢性疼痛，但其反复用药易使人成瘾，过量使用可致人死亡。近年来，美国因阿片类药物滥用导致死亡的人数连年上升，同时新冠疫情也加重了这一现象。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阿片类药物所致过量死亡例数占总数的75%，相比2019年增长了38%。2021年，美国因服用芬太尼过量的死亡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枪支与车祸死亡人数的总和。2020年至2029年期间，预计将有120万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此外，镇静催眠药、止咳药水、聪明药等的滥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如何加强对具有精神活性的医疗用药品的监管、预防滥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2020年第63届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正式将大麻和大麻脂从《1961年公约》附表四中删除，国际上对大麻管制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麻合法化增加了我国毒品预防与治理工作的风险与隐患。大麻合法化会冲击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毒品的观念，增加禁毒宣传的难度，降低对毒品的防范。同时，大麻合法化不仅为出境公民在境外接触大麻提供更多机会，也提高了境外吸毒人员和境外大麻入境风险，增加内外防控风险。而大麻作为一种入门毒品，接触大麻也会提高使用其他毒品风险，后患无穷。
最后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疫情期间，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使用大麻和出于非医疗目的使用苯二氮 类等药物增多的情况，可能与疫情导致的精神心理问题加剧有关。此外，疫情期间失业率上升，可能导致一些经济困难的人群为尽快获取利益，走上毒品犯罪的道路。
6月15日，“禁毒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第二十七中学举行。
全国毒情整体向好态势得到巩固拓展
中宏网记者：您怎么看我国禁毒工作取得“双减”“双降”的新成绩？怎么研判当前针对青少年群体以及互联网的毒品犯罪新特点？
时杰：2021年，中国禁毒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工作力度，实现境外毒品输入数量和国内制毒产量“双减”，国内毒品供应量和流通量“双降”，毒品走私贩运和制毒物品流失问题得到遏制，全国毒情整体向好态势继续得到巩固拓展。截至2021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148.6万名，同比下降17.5%。现有吸毒人数和新发现吸毒人数连续5年下降，毒品滥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同时受毒品供应和流通数量“双降”影响，国内主流毒品价格居高且普遍掺假，而全球背景下毒品网上交易更活跃，部分吸毒人员寻求麻精药品、非列管物质或新型毒品进行替代以满足毒瘾，导致滥用品种更加多样，给禁毒工作带来阻力。同时，多样的替代物质滥用更容易诱发吸食者精神障碍或心血管疾病，甚至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麻精药品进行强奸、猥亵等犯罪活动。
过去一年毒品治理效果明显，这些显著成绩离不开国家禁毒委的决策部署，离不开各级禁毒机构的认真落实。但新的问题与挑战仍在涌现，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维护社会安全稳定、降低毒品危害，未来应在继续加大打击整治工作力度的同时，尽快对新兴多样的替代物质进行列管，力争在维持毒情整体向好的态势的同时，防止禁毒道路上衍生出的各类问题的发生。
当前，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毒品犯罪存在以下新特点：
青少年使用新型毒品的比例更高。与一般毒品相比，新型毒品外观极具隐蔽性，类型多样且更新速度快，危害性不易察觉，长期滥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巨大。青少年由于缺少防范心理，更容易受到新型毒品的侵害。此外，受疫情影响，娱乐聚会等活动被迫暂停，许多线下形式活动被线上活动所取代。疫情下长时间上网的青少年由于社会经验欠缺，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在好奇心及逆反心理的驱使之下，极易成为不法分子销售毒品的对象。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时效性短、成本低的特点，改变毒品包装形态，号称“缓解压力”，诱骗青少年吸食，极具伪装性与迷惑性。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来自于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认识降低。以大麻为例，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大麻产品的效力几乎翻了两番，欧洲大麻产品的效力翻了一番（在美国，大麻中的主要精神活性成分Δ9-四氢大麻酚的含量在1995-2019年期间从4%左右上升到16%；在欧洲，其含量在2002-2019年期间从6%左右上升到11%。）。Δ9-四氢大麻酚会使长期大量使用大麻者患上精神疾病，但对美国和欧洲的在校儿童和青年的调查表明，认为大麻有害的青少年比例降幅高达40%。
互联网毒品犯罪存在以下新特点：
第一，“互联网+电子支付+物流寄递”成为互联网毒品犯罪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使得毒品犯罪不再局限于相对固定的区域，毒品来源范围更加广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上下线、层与层传递毒品的传统链条模式，实现了人货分离、人资分离，降低持毒持币的毒品交易风险和毒品犯罪成本，大大增加了禁毒执法部门打击互联网毒品犯罪的难度。
第二，犯罪主体及手法隐蔽。互联网络的虚拟性决定了毒品犯罪主体与犯罪手法的隐蔽，执法部门溯源涉毒信息难度增加。
第三，互联网毒品犯罪呈现无国界化特征，使得毒品犯罪活动更加有组织化、国际化和垄断化，加剧了跨国毒品带来的挑战。
第四，互联网毒品犯罪成本低廉。其一，由于互联网毒品犯罪的人力成本少及犯罪分子涉毒行为风险低，互联网络上出售的毒品的价格比传统当面交易的毒品的价格要低廉。
第五，互联网毒品犯罪取证工作难度大。互联网毒品犯罪在发生的过程中很少遗留相关的犯罪证据；禁毒执法部门在情报线索的获取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互联网毒品犯罪跨国、跨地域特征非常明显，需要进行跨国、跨地区的警务合作，无形之中增加了禁毒执法部门的取证难度。
毒品成瘾及治疗的中国学者新贡献
中宏网记者：结合您和研究团队有关药物成瘾的最新成果，能否介绍下毒品成瘾及治疗的国际最新进展以及中国学者的新贡献？
时杰：药物成瘾的机制较为复杂，涉及多个脑区、环路以及系统的参与。近年围绕成瘾神经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神经生物学研究方面，主要采用在体光纤记录、光遗传及化学遗传、膜片钳等技术，探索特定脑区、环路、神经元及神经递质在成瘾中的作用。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多条重要环路参与药物成瘾的奖赏效应及强迫性用药行为等。我国学者研究发现，海马至伏隔核的印迹细胞环路介导了奖赏记忆的储存，丘脑室旁核以及中缝背核在奖赏作用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团队阐明了病理性成瘾记忆唤起后去稳定化-再稳定化动态更新过程中的关键分子和细胞机制，首次发现神经元-胶质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在病理性成瘾记忆激活和再巩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阐释了非条件性刺激唤起激活成瘾记忆的神经元集群图谱，为研究成瘾的新型治疗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潜在干预靶点。在脑影像学研究方面，一系列基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和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研究旨在阐明成瘾者脑功能网络连接的改变并探索可靠的药物成瘾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近年研究发现，代谢型谷氨酸受体第5亚型的表达在成瘾者中显著降低。我国学者通过高密度脑电图发现成瘾者对于甲基苯丙胺的心理渴求与内侧前额叶β波异常相关。在遗传学研究方面，成瘾可引起机体遗传信息的突变并将其传递给子代，而多种遗传因素又可反向影响成瘾。我们课题组通过全基因组分析发现中国汉族人群存在酒精依赖的特异风险基因位点。此外，我们课题组通过两阶段的大样本遗传关联风险分析，明确并验证了多种物质成瘾存在共同遗传风险因素，通过表型关联研究进一步探索了遗传风险因素对于脑影像、认知行为及成瘾特征的作用，并在成瘾动物模型上验证了遗传风险基因对于多种物质成瘾行为的作用，有望为开发适用于多种物质成瘾的干预方法提供新方向和干预靶点。
成瘾的常规疗法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近年的进展主要集中于物理治疗，基于基础研究发现的关键脑区或环路改变的经颅直流电刺激、重复经颅磁刺激、深部脑刺激等神经调控干预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我们课题组提出了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和非条件性刺激唤起-消退等消除成瘾记忆的非药理学干预方法，并发现对黑质网状部进行高频深部脑刺激可以促进奖赏相关行为的消除。
未来应综合人体和动物模型的多个角度，从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调节、突触和分子信号网络、脑环路、病理性记忆系统调控以及人群行为特征等不同层次进行系统解析。通过多生命组学、循证医学和时空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和手段，阐明药物成瘾复吸的生物学因素和生物标志物；通过动物模型结合单细胞测序、神经微环路成像等先进的神经生物学技术深入研究药物成瘾的分子生物学和脑环路机制，为成瘾治疗提供新的候选药物靶点；开发结合虚拟现实、同步神经电生理等技术的实时闭环重复经颅磁刺激、脑深部电刺激和经颅直/交流电刺激等神经调控新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型药物干预及其他新型靶向精准干预技术，针对药物成瘾者的不同临床特征和特异性脑网络特征进行个体化精准干预，提高防复吸的疗效。
（王镜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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