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评估与前景展望”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人大国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晋斌教授主持了此次会议。
2018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制，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一年以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给中美两国及世界经济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如何对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估，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势如何，中国各界应如何进行应对？这些问题事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是当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了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从事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6位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交流。专家们围绕“中美脱钩论”，“贸易摩擦的战略应对”、“贸易摩擦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是近一年来各界都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繁荣与稳定。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以加征关税等手段相威胁，频频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摩擦。经过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现在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习主席在这次G20峰会中，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的重要共识，对下一步的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奠定了良好的基调。期望中美两国妥善管控贸易领域的分歧与冲突，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各个方面的福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深入分析了“脱钩论”的内容、成因及对中国的影响。李向阳指出，目前国内对中美关系“脱钩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脱钩论完全是伪命题，因为中美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中美之间不可能真正脱钩；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脱钩论”是一个真命题，例如从企业层面可以发现一些脱钩的端倪与趋势。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最终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博弈。因此，从本质上说，“脱钩论”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战略性讹诈的手段。由于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建立在融入全球化的前提之下，未来中国的崛起也要以此为前提。从实践来看，美国已从WTO的多边层面开始推行“脱钩论”，从早期的贸易，到现在投资、金融、科技、人文交流、甚至“文明冲突”，这一系列中美冲突的扩散使得“脱钩论”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李向阳认为，这将使中国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中国相信“脱钩论”最终会实现，就要力图避免；如果中国不相信“脱钩论”，就会坚持自身立场，美国的诉求达不到，就可能会使脱钩成为现实。在应对方面，要看到中美贸易战将是长期的过程，中国各界一定要树立底线思维，即使最终没有发生脱钩，但也要看到，这是中国各界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各界要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防范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孙杰研究员指出，中美贸易争端已超越了贸易范畴。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依据是“301调查报告”，报告中没有强调贸易问题，而是指出了中国在强制性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并购、商业机密窃取等方面的问题。贸易战爆发一年之后，现在形势出现了一定的逆转。但我们应该看到，即使中美之间通过谈判签署了协议，中美之间的竞争也无法彻底解决。通过回顾美国与日本的《广场协议》，能给我们很多启发。首先，《广场协议》是最高领导人决策的，日元升值与否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现在来看，人民币升值与否，不同部门有各自的决策依据，所以最终决策还要依靠最高领导人，甚至超越一定的经济利益。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并非只对中美两国产生影响，而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一定效应。例如随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越南对美国出口逐步扩张，表面上看好像全球价值链转移了，但这种转移隐藏着大量成本，有一些国家会受益、另一些国家会受损。总体来讲，中国过多的依靠出口或者过多的依靠网络是不行的，同样对亚洲生产网络来讲，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行简单的国别的调整，从中国转移到东盟国家，这个网络依然存在，中国在这里面融入的成分下降了；第二种选择是中国主动调整自身的贸易结构，逐步实现生产与贸易的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青教授指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成就巨大，但总是遭遇各种贸易摩擦与争端，因此首先需要考察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出口问题。中国的出口依赖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增长，2006年之后则一直下降。2017年中国出口依赖度是18.84%，远远低于德国的39.39%。此外，相对于各个国家的出口占GDP比例，中国的出口也并没有“过度”。使用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美国行业层面月度进口数据，可以计算出中国在每一个行业对美在加税之前和之后的增长率。我们发现中国有51个行业对美出口下降比较明显，降幅超过5%，这些行业总的出口降幅达到15.57%。但是这51个行业对美出口只占中国对美出口的8.55%。受影响比较小的169个行业，对美出口下降很少，甚至维持正增长，平均出口增长3.66%，与其他主要竞争国家对美出口增长3.78%比较相似。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有一定的韧性，很多对美出口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的实际影响比较有限，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较大，高端制造业暂时影响较小，我们还要密切关注产业链的跨国转移动向，防微杜渐，警惕量变到质变。“不确定性”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影响，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国给我国造成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长期影响是根本性的。为此，中国需要主动外交出击，稳住国际基本局面这一底线；再图更优，果断决策。此外，要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积极促进出口、带动进口，循环提升。同时，还要降低国内的制度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不断降低国内经济政策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阐述了对中美经贸摩擦性质的判断，以及对未来前景的展望。刁大明认为，从2000年小布什竞选期间，美国已经开始了大国竞争思维，总统候选人说美国和俄罗斯竞争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却是潜在的威胁。这是这个国家维持单极领导的选择，而不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或者希拉里上台，会改变的，即便不是贸易战也会有其他形式的表现。对于2020年大选的前景，无论谁当选总统，对于中国来说都很严峻：如果是民主党人当选，那就会成为更聪明的特朗普；如果特朗普连任了，一般认为第二期总统会更少的顾及选民诉求，大国竞争则成为他首要考虑的历史定位。现在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重启，其主要目标还是通过不定期的机制稳定中美关系，为未来解决中美关系的各种问题创造样板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探讨了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情况、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应对方案。王孝松指出，中美互相加征关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较大，在2018年7月以前，中美双边贸易处于平稳上升阶段，而贸易战爆发之后，每一次加征，关税清单当中的商品对美的出口都有下降。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今年以来，美国已由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变成第二大市场，而欧盟由第二变为第一。我们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方法模拟了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影响。按照目前的状况，进出口都有所下降，但进口下降更为明显，我们的贸易顺差反而增加。未来，中国需要高度重视同美国之间的高级别经贸磋商，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寻找利益契合点，同时加强谈判技巧。此外，抓住重新整合产业链的契机，培育中高端产业，国家合理引导，完善金融市场，培育企业家精神。最后，还要加强基础性研发投入，力争产出原创性的先进技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讨论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他指出，在未来，首先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第二要发挥平台就业的蓄水池的作用，尽量减少国内不确定性；最后，要充分发挥小微企业的作用，肯定其就业创造中坚力量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晋斌教授做总结发言并指出，总体来看，贸易摩擦超越了贸易范畴本身，中美未来可能是竞争性的合作关系，未来进一步走势还有待观察。第二，警惕中美之间脱钩，除了自力更生以外还要抱着学习的态度认清中美之间的差异。第三，中国未来还需要开辟更多的出口市场，应该主动地进一步扩大开放，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四，加征关税确实对中国出口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产业链的转移也有长期的影响。第五，虽然存在着摩擦，但未来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人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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