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即高质量发展阶段。
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时间回溯至2018年8月，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基本要求；在2019年4月25-27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的多个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系统思想。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带一路”自2013年首次提出至今，历经8年的发展，结出累累果实。踏入”十四五“开局之年，”一带一路“已迈入新发展阶段，即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累计超9.2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1300亿美元。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因此，胡必亮指出，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合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迎来新的机遇。
从挑战来看，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有些地区有进一步扩展的势头；其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不仅未消减，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上升情况，已对全球发展造成较不利后果。
从机遇来看，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推进全球抗疫合作，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二是为了在疫情影响下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应更加充分地发挥数字技术作用，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关于跨境电商以及更广泛的数字经济合作，构建更为紧密的互联互通数字网络体系；三是要更加重视绿色发展，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而努力。
8年，3个标志性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呈现新特点，一方面美欧经济呈现较明显的衰退趋势，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呈现经济快速崛起的良好势头，”胡必亮对21记者说道，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议中国与相关国家通过共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的互联互通体系，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经济资源，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最终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和稳定增长。
胡必亮强调，自习近平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期间的标志性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标志性变化是形成较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方案。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年半时间后，经各方努力，形成了较全面系统的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方案，即中国制定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并及时向全世界公开发布。
具体而言，这个顶层设计方案是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方案系统地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行动等，标志着中国不仅提出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倡议，而且提出了关于如何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的中国方案。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个重要讲话的基本精神也属于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因为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了十分深刻的阐述，有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理解共建“一带一路”的目的与意义。
第二个标志性变化是国际国内掀起“一带一路”建设高潮。这主要发生在2017年5月中国成功举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
首先，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大幅增加。此次论坛召开前，中国只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论坛结束后近两年，截至2019年3月末，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快速增加至154个，包括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其次，论坛召开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项目大幅增加，且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再者，贸易合作力度加强。论坛举办前的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当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5.7%，2017年比重提升至26.5%，2018年进一步上升至27.4%，2019年继续提升2个百分点，达到近30%。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也大幅增加。总之，以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关键节点，此后共建“一带一路”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快速增长的基本特征。
第三个标志性变化是“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即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在过去几年已经完成总体布局的“大写意”基础上，更加注重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2019年4月，利用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机会，习近平在演讲中阐述了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系统思想，主要包括：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以此为标志，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到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此后，不论是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还是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的核心问题均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疫情期间共建“一带一路”逆势前行
面对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黑天鹅”，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仅没有按下“暂停键”，反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中国商务部综合司司长郭婷婷7月22日表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7.5%；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8.6%，占比提升2个百分点至17.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5.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增速高于我国外贸整体增速，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29.6%。
胡必亮告诉21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确实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麻烦，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需求，拓展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领域，特别是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国际合作得到及时、优先发展。具体来看，包括国家、区域之间相互提供防护设备、检测试剂、疫苗等，这些都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增加的新的合作内容。此外，与恢复经济、保障民生相关的新的合作内容也有所增加和增强，例如跨境电商合作、中欧班列加速发展等。
其中，中欧班列以安全稳定的独特优势，在疫情期间对保障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流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77列、发送70.7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3%和52%，综合重箱率达98%；我国以铁路运输方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2097.8亿元，增长43.1%，增速比水运、公路、空运进出口分别快15.3个、13个和21.3个百分点。
胡必亮分析称，“一带一路”合作之所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逆风前行，从供给端来看，得益于中国迅速、全面地取得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双胜利，通过强大的制造能力为全球抗疫和恢复经济发展提供较为强劲的物质、资金与技术支撑，从而保证了“一带一路”投资、贸易等各领域的发展不仅没有放缓，而且呈现加快增长的良好局面。
拉美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仍有挖潜空间
据了解，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其中，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占该地区国家总数的比重分别为85%、77%、57%。
对此，胡必亮认为，从总量来看，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得到全世界较普遍的认同与支持，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参与其中。从区位分布情况来看，非洲地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最强的需求，因为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较差，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也相对较低；这也反映出非洲国家对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更加积极，中非关系总体上更加紧密。此外，从地缘因素来看，拉美国家离中国相对较遥远，运输成本更高一些；而离美国较近，总体上受美国的影响更大一些。
根据对拉美几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实地调研情况，胡必亮表示，“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潜力与重点领域可能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些国家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大，中国有能力为进一步缓解这些国家的水、电、路等问题提供并实施相应的解决方案。二是产业发展合作互补性强。具体来说，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空间都很大。三是医疗卫生、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加快发展。四是通过探索更加有效的金融合作方式，为支撑以上各方面合作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同时，胡必亮强调，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风险也相对较高。首先，拉美地区的很多国家受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影响较大，美国的政策变化可能会对中国企业在这一地区有些国家的有些合作项目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其次，拉美地区有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与政策不太稳定，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再者，需要注意避免由于法律、社会治理、环保等因素所带来的风险。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经济学教授，“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理事，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期刊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学士、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和亚洲理工学院联合理学硕士、德国维藤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曾任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学家、法国兴业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代表作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目前主要研究“一带一路”经济、新兴市场经济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