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清晰地触摸到中国历史的延长线

中国历史浩如烟海，一篇读罢头飞雪。近年多部中国通史涌现——2014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2016年华夏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的美国《哈佛中国史》，以及今春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姚著中国史》，各有千秋，让我们更清晰地触摸到中国历史的延长线。

全球视野

作为新近中国通史的佼佼者，四套通史都具有全球视野。

对于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说：“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大陆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成书时间最晚，材料新颖、体例独特，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有大量专题专门介绍中国与域外的交往：丝绸之路、世界都会长安、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与中国、郑和下西洋、海疆与互市、白银资本……

《姚著中国史》虽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出版作品，但作者姚大中先生强调超越中国本土的视角。

就视野而言，大陆台湾的中国通史由于本身的位置可谓“守正出奇”，日本美国的中国通史则“以奇为正”。两方面互为补充，把中国历史的里里外外看得更加透彻、清晰。

通俗与学术

《姚著中国史》由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一人独自创作，是创作者集传统士人风骨与匠人精神于一身的产物。姚先生对中华文明饱含热情而又异常冷峻，其学术背景使得《姚著中国史》既汇聚了大陆、台湾、日本等多地研究成果，又叙述语言古雅，钱穆遗风再现。他在《后语》中告诫后人：“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

另外三部则都是集体撰稿——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和美国《哈佛中国史》每卷都是由相应领域的历史学者撰写的。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则不一定由历史领域学者创作，大家各写各的，保持最基本的形式上的一致，内容上则尽可放开。而且，这三部作品都是学者写给大众的中国通俗历史，希冀充当联结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桥梁，因此规避了专业历史著作的艰深晦涩，语言比较通晓流畅，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布局与材料

美国和日本的两本中国通史，由于初衷是写给其本国大众看的，为方便理解都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

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则打破一般编年体历史的窠臼，结合重要历史事件和文物用100个专题讲述中国历史。且在新材料使用方面，社科院的五卷本通史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最新的考古发现都囊括其中。

《姚著中国史》在民族史、边疆史方面独辟蹊径，它在全部五卷中单独用两卷——《古代北西中国》《南方的奋起》从地理学视角诠释中国历史。其《后语》中写道：“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而《哈佛中国史》在引用史料时往往有中国人创作时意想不到或者不太关注的地方。

总体来说，由于写作者的学术背景不同，价值取向和现实关怀都有很大不同——

社科院的五卷本关注的是中国崛起的大问题，基本上以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大事件、大趋势为叙述终点，且将叙述史学与分析史学结合起来，有利于深化读者的历史认识。

《姚著中国史》受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对周边民族、周边国家的叙述分析有独到之处，是其他几部通史所不及的。

《哈佛中国史》改变了以往“单线”的书写方式，几乎每一卷中都专门设有一章讨论社会史意义上有关宗族、亲属、性别、日常礼仪的内容，比过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体的图景。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比较突出，涉及天文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气候学、环境史等多个学科。

但在历史文献的运用方面，《哈佛中国史》虽然引用了一些边缘文献，但对中国正史文献的重视不足，尤其是对中国学者近来的研究成果关注严重不足，使历史停留在叙述的层面，分析层面有所欠缺。

近年来国外历史学者的中国史著述大受欢迎，在于他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种审美异趣让看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别有一番滋味。但译者是否具备史学素养，译文传达是否准确、生动，则是另一种挑战与考验。

四大中国通史未必尽善尽美，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足以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