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汉英大词典》征求意见本扉页，主编陆谷孙的留言。 （资料）
本报记者 施晨露
“这个会我只用听，不用发言。”昨天，复旦版《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主编、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陆谷孙说，作为编者，他像是坐上了“被告席”。
编词典，是陆谷孙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事。“文革”期间被“发配”去编《新英汉词典》，1976年起参与《英汉大词典》筹备和编写全过程，1986年被任命为主编。“编词典，完全是偶然，那时不许我教书，只能去编词典。”陆谷孙说，入了编词典的门，渐渐发现其中乐趣，那便是“凭借自己掌握的一点第一手材料，编出了一点新东西”。
《中华汉英大词典》 的编写要追溯到1991年，陆谷孙结识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他跟我讲，梁实秋、林语堂编完英汉词典又去编汉英词典，你也应该这么做。”上世纪90年代末，《中华汉英大词典》编写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初夏，《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可望出版。
当年“108将”最后只余17人
“真希望有人替我做CEO（执行长），派任务给我做。上卷的框架已经搭好，估计下卷至少不会比上卷差，这样就比较安心了。”采访前，陆先生托编辑转达“希望尽量简短些”，但说起词典编写，他又有说不完的话。去年此时，因为一场重病，陆先生告别站了50年的讲台。一出院，他又立刻投入《中华汉英大词典》 校样的审读，“但毕竟精力不济，只有‘撒胡椒’的力气，不能像编《英汉大词典》时那样全部通读校样了。”
“在我理想中，只要有10人左右的团队，既是意志上的强者、业务上的强者，也是身体上的强者。有定力，或者通俗点叫‘铁屁股’。另外，要有字典头脑，又对搜集、分析、整理语料感兴趣。”陆谷孙回忆，编写《英汉大词典》时，起初虽号称有“108将”，但也不如大家想象中那般“兵强马壮”，志不在此者占多数，“文革”结束后陆续有人离开，最后只余17人。
陆谷孙一直在寻找执着的同道。采访中，他多次提到以执行主编赵翠莲为首的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对《中华汉英大词典》编写的贡献。当年，为留住一位被他认定符合编词典三条要求的博士生，陆先生主动追去洛阳，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师生讲了一周的课，分文未取。“那时我比较年轻，还和那位少将院长喝了不少酒，就为了留住那个学生。”陆先生笑道，虽然学生最终没留住，但就此与那儿的师生结下缘分，“后来，洛外很多学生叫我‘祖师爷’。”
让使用者感染编者的乐趣
《中华汉英大词典》相较其他汉英词典有何突出之处？冠之以“中华”，词典的语词部分主要参考《汉语大词典》，而不止于《现代汉语词典》，百科及准百科性的内容来自《辞海》和几种百科。古词、新词都有，前者甚至超过了约四分之一的分量。
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中，不仅释义多、例句多，且音训、义训、形训兼顾，尝试简要解剖汉字字形或字源的内容，俗语、熟语的故事背景。“比如‘闭门羹’，传说中是谁最先烹的‘闭门羹’？‘比翼鸟’是两只鸟，还是两体一鸟？用最简洁的文字讲讲背后的小故事，给使用者通过语言进入中华文化的一条线索。”陆先生转头建议编辑，可以向学中文的外国留学生做一些推介，“不说文化输出吧。只希望用的人多了，文化自然就‘走出去’了。”
编词典的创造性在哪儿？陆谷孙说，要在译出语（即汉语）的“原汁原味”和达到目的语（英语）的“彼岸”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要太过生硬，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多少有编者的一点创造性。”
“语言是很重要的文化载体，我提倡做‘语言玩家’，让读者在词典里看到一些有趣的句子、短语、例证、条目，让编者享受到的某些乐趣，也能感染到读者、使用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陆谷孙说。
成功就是不在乎成功
“这次最得意的是我收集的33份语料。”在审看《中华汉英大词典》校样过程中，陆先生不断把自己攒下的第一手语料发给编辑做参考。陆谷孙还很注意时下的流行语，一些语词流行得快，消亡也快，他主张收词范围宽一点，“留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语言实况，也有价值”。
陆谷孙参与编写的第一部词典是葛传槼主编的《新英汉词典》（1975年出版），迄今销量超过1000万册。在陆谷孙看来，这样的奇迹是“靠在校样上大动手脚得来的”。“当时是铅字排版，我还被叫去印刷厂端铅字盘，因为一改就要动铅字，劳动量极大。另一方面，让我不改又不甘心。当时我们确实做到了一些外国字典没有的创新，最常用的如 ‘post-war’（战后）、‘pre-war’（战前），所有当时的外国字典里都是形容词性，编写人员在看报纸、杂志的过程中，发现可以当副词作状语用，便加了新词性，这可以算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创新吧。因为文革，接触新语料有限，当时就是用一架老式打字机，将自己看到不止五次的新东西、新语料一句一句打出来，像‘走私’一样带进词典。”
当年参与《英汉大词典》编纂的“108将”，只剩陆谷孙一人还在编词典。“现在的愿望就是将《中华汉英大词典》善始善终。”
陆先生在复旦执教50年，直到2013年夏天还在为本科生上课。“有一回开讲座，有学生递条子上来，‘请说说成功的秘诀，只许在10个英文字内回答’。我回答，‘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 to success’（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那是实话。谁想到过成功？再说，自己所做的就一定是成功吗？要说字典中的问题—无论英汉还是汉英，都有成堆的错误和缺漏。就一版接一版，逐步修正，精益求精吧。”
这部词典
有多“大”
—收单字条目逾2万—复字条目逾30万—成语逾2万条—释义逾50万项—与《辞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六版《辞海》，收单字17914个，词条127200余条
查得率是第一要素
本报讯（记者 施晨露）“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如果能在待查的10个词语中找到八九个，读者与编者双方都会感到很满足。”昨天的研讨会上，陆谷孙再度阐述了他的词典观。
《中华汉英大词典》体量庞大，并收入了一定量的各地方言、俚语，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黄福海用沪语小说《繁花》试验，每隔10页频次查《繁花》中沪语词的译法，查得率达83.3%。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成语条目试验，查得率达100%。但“大”不是《中华汉英大词典》的唯一追求，陆谷孙说，日后第二版修订，他想首先便是“瘦身”，让词典尽量不要太臃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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